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伊朗学者：很多伊朗年轻人认为学中文会有好工作******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狮子，波斯语叫Sheir，中文称作‘狮’，其实，如今的中国狮舞也可称为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近日，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这样解释“狮舞”的另一种含义。

　　作为同在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中国和伊朗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2000多年前，两国就通过古丝绸之路建立了友好交往。

　　纳思霖是伊朗画家，擅长水彩画、油画，并曾到中国学习中国国画，于2008年获得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2010年后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如今，纳思霖在伊朗的大学中教授东方艺术方面的课程，并长期从事中伊人文交流工作。

　　谈及中国和伊朗基于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史，纳思霖表示，古丝绸之路让中国和伊朗这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从贸易往来逐渐发展到影响深远的文化、艺术、饮食甚至语言等方面，这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案例可以列举。

　　她说，历史上相传，一位伊朗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狮子在波斯语中叫Sheir，来到中国之后，中文称其为“狮”，因此，如今的中国狮舞可谓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

　　纳思霖称，在东方的艺术文化瑰宝中，可以看到很多受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影响的痕迹。例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不少人物的衣着和色彩就能看到来自伊朗艺术的影响。

　　最近，纳思霖出版了中文新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介绍中国与伊朗文化艺术交流中相互影响的案例。

　　“为了找到最佳的方法来展示历史上中伊文明之间的艺术交流史，我在中国做了四五年研究。实际上，这本书是我论文的一个简短部分。”

　　纳思霖说，在这本新著中，她介绍了在中国元朝期间伊朗绘画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并展示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友谊。希望对于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伊两大文明的艺术感兴趣的人们来说，这能加深两大文明间的友谊。

　　虽然，中国和伊朗之间有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但是纳思霖坦言，现在伊朗年轻人对古丝路文化知之甚少，提到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只会想到中餐、武术、商业等。

　　不过，这位中文非常出色的伊朗学者也提到了在伊朗年轻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在伊朗的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中文确定为自己应该学习的一门外语。

　　“十年前，我们在很多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新生选择学习中文，他们认为汉语已是英语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学好汉语意味着未来可以找个一个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纳思霖表示，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很多人喜欢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以及中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

　　纳思霖说，中国和伊朗两大文明之间的悠久关系，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有很多启迪，作为以丝绸之路结缘的两大文明，如今更应该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交往，并将深厚的东方文明重新介绍给世界。(完)